今天您施密特了嗎
劉瑜現在房地產商賣房子很有技巧。爲了在激烈競爭中吸引買主，策略之一就是給樓盤起洋名。比如明明是六環之外一個鳥不生蛋之處的樓盤，美名其曰爲“香榭麗舍”，隔壁那個樓盤則叫“萊茵河谷”，再隔壁那個叫“曼哈頓寓所”。爲什麼呢？聽起來洋氣唄。
把產品打扮得洋裏洋氣以促銷的，不僅僅是房地產商或者化妝品商，現在的學者們也深諳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銷專制思想，你絕不能上來就“董仲舒說過”，或者“張春橋指出”，你得說什麼呢？你得說“施密特說過”。
施密特是誰？你可能會問。這就對了——如果連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誰，某些學者還怎麼拿他來裝神弄鬼。其實施密特，這個中國思想界的新款LV包，無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國時代的姚文元而已。1933年加入納粹黨並被任命爲納粹法學家聯盟主席，二戰後差點在紐倫堡受審判，由於拒絕“去納粹化”而從此被禁在德國任教職。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半個世紀後被一羣中國學者八抬大轎抬到了中國的學術寺廟裏供奉，雖然我理解“出口轉內銷”是鄉鎮企業提高產品價格的捷徑，還是感到情何以堪。
比如，關於施密特，我國著名學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別寫道：
“在施米特看來，自由主義的毛病，就在於相信或幻想‘敵人’可以被轉化或化解掉……自由主義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討論和互利交換，但政治問題的最內在的核心，是‘保衛自己的存在方式’，是‘擊退敵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政治上的‘敵友之辨’不是玄學或純思辨，而是最現實、最具體、最性命攸關的事情……自由辯論、私有財產、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趨利避害的市民階級理性都無法消解或轉化政治的內在強度。”
“在施密特看來，這種憲法至上的政治觀念隱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機。因爲當一種政治力量準備摧毀整個憲政民主體制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說的‘非常狀態’時，沒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憲政民主體制……正是面對這種政治上最危急狀態，主權概念才凸顯出來了。換句話說，主權不服從憲政狀態，而是在關鍵時刻拯救憲政狀態。主權依賴的不是憲法，而是高於憲法的決斷……施密特的理論實際上克服了自由主義的內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說的，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人與朋友。在敵人與朋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這就是政治的實質，自由主義者往往不敢面對的實質。”
“把憲政搞成自由主義的法治形式，根本誤解了政治形式的實質。施米特的決斷論的含義是協調或並置政治原則和自由原則，強決策的國家並不縮減任何市民社會的自由成份。純粹法學的自由主義憲政觀念過於理想化，認識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國家的主權問題，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現爲政治的專權。看不到自由主義國家中的政治（劃分敵友）現實，要麼是幼稚的，要麼是自欺欺人。”
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國粉絲團的衆多言論之三而已，而且是我從上述學者們迷宮一般的文章裏頗費周折地挑選出的三節最接近漢語的段落。由於字數關係，我只能掛三漏萬。其實仔細一讀呢，粉絲團的言論大同小異，翻譯成大白話無非是：當社會的利益或者觀念分裂到一個極端程度時，自由主義主張的理性辯論就可能沒用了，而需要“主權者”分清敵我，藉助於強力打擊敵人。我不知道這樣一個非常簡單明瞭的意思爲什麼非要左一個“政治的反題”右一個“價值的僭政”來表述，甚至爲什麼需要繞道施密特來表達，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關鍵是內容的千瘡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學者們課堂上的學生，肯定忍不住舉手提問：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辯論”有不夠用的時候，但誰來決定什麼是需要“主權決斷”的“緊急時刻”？57年儲安平質疑“黨天下”的時候情況夠緊急嗎？59年彭德懷廬山“反攻倒算”大躍進的時候緊急嗎？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形左實右”的表現緊急嗎？76年清明節民衆緬懷周恩來的時候緊急嗎？如果“主權者”可以大筆一揮隨便指認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緊急時刻”，我們怎麼辦呢？
第二，施老師說政治的本質是“分清敵我”，那麼，誰來“辨別”敵我以及怎樣辨別“敵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猶太人和共產黨員，斯大林揪出了“富農”和“托洛茨基份子”，我們曾經揪出了“地富反壞右”，爲了繼續講政治，下一步我們該按照什麼標準揪誰呢？存款100萬以上的人？一切愛看“非誠勿擾”這樣低俗節目的人？破壞穩定的“發帖犯”？“越級上訪”的人？袁騰飛及其粉絲？如果“主權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筆一揮隨便指認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敵人”，我們該怎麼辦呢？
第三，就算“緊急時刻”可以爲強權辯護，那麼，如果政府可以“強權”人民，更強大的“霸權”國家“強權”我們怎麼辦呢？自認倒黴嗎？如果B壓制A是對的，爲什麼C壓制B就是錯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後的“緊急狀態”下非常“決斷”地分清了美國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敵我關係”，並一舉發動了伊戰“打擊敵人”、“保衛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決斷”的領袖，怎麼不見施密特粉絲團叫好、只見他們叫罵呢？是不是因爲在恐怖分子炸了樓的情況下布什才“分清敵我”，彰顯出他不如那些極左或極右獨裁者想象力豐富？而真正的“決斷力”必須表現在無中生有的能力裏？
第四，那個頻繁出現的“主權者”是誰呢？某階級成員嗎？某黨派成員嗎？是公民嗎？包括低俗節目愛好者、袁騰飛及其粉絲、存款100萬以上的人以及發帖犯嗎？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誰呢？按什麼標準認定？體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間、雙眼皮、不愛喫麥當勞這個標準如何？也許還應該加上一條“有生以來感冒次數爲偶數”？
其實，把施密特的邏輯推到極致，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敵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險”、繼而以“決斷”的名義實施暴政，而這正是施密特能成爲納粹法學家的原因，也正是納粹極權悲劇的邏輯鏈條，同時也是左翼極權悲劇的邏輯鏈條。回顧20世紀最大的悲劇，無一不是“主權者”在“緊急狀態”下揪出“敵人”並施以“強力”迫害的情境。這樣一個邏輯上漏洞百出、倫理上早已破產的理論，竟然被一大羣中國學者作爲學術地溝油回收過來，炒出油光滑亮的論文和書籍，搞得年輕學子誰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門，這次第，怎一個正龍拍虎唐駿讀博。
不錯，施密特的問題意識不是沒有道理：自由討論有其力不所及之處，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可能依靠戰爭解決政治衝突（比如美國南北戰爭）。但是這種對強力的訴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對話空間都已被開拓和窮盡。換句話說，只有在羅爾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貝馬斯的“有效溝通”被窮盡的地方，施密特纔可能有意義。但是在中國這種自由討論仍然極不充分的情境下討論自由的限度，在羅爾斯和哈貝馬斯甚至都沒出現的地方大談施密特，好比一個300斤重的胖子剛減肥減了30斤，理論家們就開始對“他會不會太瘦了”這種“緊急狀態”喋喋不休，問題意識錯位到哪兒去了呢？直把加州當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個有趣之處在於，施密特中國粉絲團中的核心人物們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權的民族主義者。作爲民族主義者，卻如此鍾情於用生硬的翻譯體語言、晦澀的西方文本、掉西方書袋的方式翻山越嶺來說教中國人，便是我，也感到了傳說中的“弔詭”。我說，愛國能從愛漢語的輕盈靈動、從直視普通中國人的經驗世界開始嗎？一個女孩一邊桀驁不馴地說“漂亮是普世價值嗎？”一邊悲憤地掏出了粉餅、口紅和眼霜，這我想起一個詞，叫“自卑自負情結”。等等，我又想起一個詞，叫“擰巴”。你能想象一羣當代德國學者湊一堆，在那引用康有爲捍衛德國，說着說着又對東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嗎？這個畫面是如此之擰巴，簡直是畢加索出品。對施密特迷們，我想說的是，其實，從朝陽區到海淀區，是可以不繞道阿爾卑斯山的，坐地鐵10號線就行。
把產品打扮得洋裏洋氣以促銷的，不僅僅是房地產商或者化妝品商，現在的學者們也深諳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銷專制思想，你絕不能上來就“董仲舒說過”，或者“張春橋指出”，你得說什麼呢？你得說“施密特說過”。
施密特是誰？你可能會問。這就對了——如果連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誰，某些學者還怎麼拿他來裝神弄鬼。其實施密特，這個中國思想界的新款LV包，無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國時代的姚文元而已。1933年加入納粹黨並被任命爲納粹法學家聯盟主席，二戰後差點在紐倫堡受審判，由於拒絕“去納粹化”而從此被禁在德國任教職。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半個世紀後被一羣中國學者八抬大轎抬到了中國的學術寺廟裏供奉，雖然我理解“出口轉內銷”是鄉鎮企業提高產品價格的捷徑，還是感到情何以堪。
比如，關於施密特，我國著名學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別寫道：
“在施米特看來，自由主義的毛病，就在於相信或幻想‘敵人’可以被轉化或化解掉……自由主義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討論和互利交換，但政治問題的最內在的核心，是‘保衛自己的存在方式’，是‘擊退敵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政治上的‘敵友之辨’不是玄學或純思辨，而是最現實、最具體、最性命攸關的事情……自由辯論、私有財產、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趨利避害的市民階級理性都無法消解或轉化政治的內在強度。”
“在施密特看來，這種憲法至上的政治觀念隱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機。因爲當一種政治力量準備摧毀整個憲政民主體制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說的‘非常狀態’時，沒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憲政民主體制……正是面對這種政治上最危急狀態，主權概念才凸顯出來了。換句話說，主權不服從憲政狀態，而是在關鍵時刻拯救憲政狀態。主權依賴的不是憲法，而是高於憲法的決斷……施密特的理論實際上克服了自由主義的內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說的，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人與朋友。在敵人與朋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這就是政治的實質，自由主義者往往不敢面對的實質。”
“把憲政搞成自由主義的法治形式，根本誤解了政治形式的實質。施米特的決斷論的含義是協調或並置政治原則和自由原則，強決策的國家並不縮減任何市民社會的自由成份。純粹法學的自由主義憲政觀念過於理想化，認識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國家的主權問題，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現爲政治的專權。看不到自由主義國家中的政治（劃分敵友）現實，要麼是幼稚的，要麼是自欺欺人。”
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國粉絲團的衆多言論之三而已，而且是我從上述學者們迷宮一般的文章裏頗費周折地挑選出的三節最接近漢語的段落。由於字數關係，我只能掛三漏萬。其實仔細一讀呢，粉絲團的言論大同小異，翻譯成大白話無非是：當社會的利益或者觀念分裂到一個極端程度時，自由主義主張的理性辯論就可能沒用了，而需要“主權者”分清敵我，藉助於強力打擊敵人。我不知道這樣一個非常簡單明瞭的意思爲什麼非要左一個“政治的反題”右一個“價值的僭政”來表述，甚至爲什麼需要繞道施密特來表達，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關鍵是內容的千瘡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學者們課堂上的學生，肯定忍不住舉手提問：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辯論”有不夠用的時候，但誰來決定什麼是需要“主權決斷”的“緊急時刻”？57年儲安平質疑“黨天下”的時候情況夠緊急嗎？59年彭德懷廬山“反攻倒算”大躍進的時候緊急嗎？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形左實右”的表現緊急嗎？76年清明節民衆緬懷周恩來的時候緊急嗎？如果“主權者”可以大筆一揮隨便指認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緊急時刻”，我們怎麼辦呢？
第二，施老師說政治的本質是“分清敵我”，那麼，誰來“辨別”敵我以及怎樣辨別“敵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猶太人和共產黨員，斯大林揪出了“富農”和“托洛茨基份子”，我們曾經揪出了“地富反壞右”，爲了繼續講政治，下一步我們該按照什麼標準揪誰呢？存款100萬以上的人？一切愛看“非誠勿擾”這樣低俗節目的人？破壞穩定的“發帖犯”？“越級上訪”的人？袁騰飛及其粉絲？如果“主權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筆一揮隨便指認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敵人”，我們該怎麼辦呢？
第三，就算“緊急時刻”可以爲強權辯護，那麼，如果政府可以“強權”人民，更強大的“霸權”國家“強權”我們怎麼辦呢？自認倒黴嗎？如果B壓制A是對的，爲什麼C壓制B就是錯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後的“緊急狀態”下非常“決斷”地分清了美國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敵我關係”，並一舉發動了伊戰“打擊敵人”、“保衛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決斷”的領袖，怎麼不見施密特粉絲團叫好、只見他們叫罵呢？是不是因爲在恐怖分子炸了樓的情況下布什才“分清敵我”，彰顯出他不如那些極左或極右獨裁者想象力豐富？而真正的“決斷力”必須表現在無中生有的能力裏？
第四，那個頻繁出現的“主權者”是誰呢？某階級成員嗎？某黨派成員嗎？是公民嗎？包括低俗節目愛好者、袁騰飛及其粉絲、存款100萬以上的人以及發帖犯嗎？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誰呢？按什麼標準認定？體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間、雙眼皮、不愛喫麥當勞這個標準如何？也許還應該加上一條“有生以來感冒次數爲偶數”？
其實，把施密特的邏輯推到極致，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敵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險”、繼而以“決斷”的名義實施暴政，而這正是施密特能成爲納粹法學家的原因，也正是納粹極權悲劇的邏輯鏈條，同時也是左翼極權悲劇的邏輯鏈條。回顧20世紀最大的悲劇，無一不是“主權者”在“緊急狀態”下揪出“敵人”並施以“強力”迫害的情境。這樣一個邏輯上漏洞百出、倫理上早已破產的理論，竟然被一大羣中國學者作爲學術地溝油回收過來，炒出油光滑亮的論文和書籍，搞得年輕學子誰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門，這次第，怎一個正龍拍虎唐駿讀博。
不錯，施密特的問題意識不是沒有道理：自由討論有其力不所及之處，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可能依靠戰爭解決政治衝突（比如美國南北戰爭）。但是這種對強力的訴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對話空間都已被開拓和窮盡。換句話說，只有在羅爾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貝馬斯的“有效溝通”被窮盡的地方，施密特纔可能有意義。但是在中國這種自由討論仍然極不充分的情境下討論自由的限度，在羅爾斯和哈貝馬斯甚至都沒出現的地方大談施密特，好比一個300斤重的胖子剛減肥減了30斤，理論家們就開始對“他會不會太瘦了”這種“緊急狀態”喋喋不休，問題意識錯位到哪兒去了呢？直把加州當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個有趣之處在於，施密特中國粉絲團中的核心人物們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權的民族主義者。作爲民族主義者，卻如此鍾情於用生硬的翻譯體語言、晦澀的西方文本、掉西方書袋的方式翻山越嶺來說教中國人，便是我，也感到了傳說中的“弔詭”。我說，愛國能從愛漢語的輕盈靈動、從直視普通中國人的經驗世界開始嗎？一個女孩一邊桀驁不馴地說“漂亮是普世價值嗎？”一邊悲憤地掏出了粉餅、口紅和眼霜，這我想起一個詞，叫“自卑自負情結”。等等，我又想起一個詞，叫“擰巴”。你能想象一羣當代德國學者湊一堆，在那引用康有爲捍衛德國，說着說着又對東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嗎？這個畫面是如此之擰巴，簡直是畢加索出品。對施密特迷們，我想說的是，其實，從朝陽區到海淀區，是可以不繞道阿爾卑斯山的，坐地鐵10號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