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你們就沒有他們
劉瑜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記憶中這是唯一一個我主動看第二遍的電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簡單：看第一遍時太囫圇吞棗了，沒留心一個關鍵問題，那個“壞人”是怎麼變成“好人”的。確切地說。我很想知道一個腐朽大廈的倒塌，是從哪個裂縫開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節已經衆所周知：1984年，東德祕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監聽一個劇作家Georg，結果他不但沒按計劃蒐集該作家的反動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愛情和勇氣所打動，最後背叛組織暗中救助了他。
帶着清晰的問題意識再看第二遍，我遺憾地發現，導演其實根本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壞人”並沒有“變好”，他簡直從來就是好的。電影開始不久，在其上司Grubitz表示要通過監聽搞倒誰誰誰時，他就問：“難道這就是我們當初爲什麼加入組織？”一個竟然追問爲什麼的人，怎麼可能是一個好的祕密警察。在聽Georg彈貝多芬時，他竟被感動得淚流滿面。一個追問爲什麼的人，以及一個多愁善感的人。所以該片最大的問題似乎並不是“壞人”怎麼變成“好人”，而是“好人”怎麼能允許自己做那麼多年的“壞事”。Wiesler在成爲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祕密警察勞模。如果他可以勞模20年而不羞愧，那麼他應該也可以這樣勞模下去；如果他會那麼輕易被監聽對象所打動，那麼他也不可能這樣勞模20年。
電影裏真正的“壞人”似乎只有兩個，一個是部長Hempf，另一個是警察頭子Grubicz。區區二人可以對這麼多人的命運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原因就在於“他們”把“你們”也變成了“他們”。他們以保衛國家的名義吸納了無數祕密警察，他們發展藝術家中的內奸，他們逼迫Christa告密，他們讓Georg們保持沉默……如果沒有“你們”，“他們”什麼都不是，只是一羣小丑而已。
但“你們”又是誰呢？“你們”可能週末帶孩子去父母家盡享天倫之樂，“你們”路上看到車禍可能會打911幫助呼救，“你們”可能看到電視劇裏壞人欺負好人時氣憤填膺，然而你們在做着這一切的同時，也會像Wiesler那樣爬到別人的樓頂閣樓上——當然不僅僅閣樓，還有可疑分子家門口，單位，言論的字裏行間——說：看，這個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國的自殺率來做文章，把他給抓起來！
“他們的信念是什麼？”有一次我試圖和一個朋友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怎麼說服自己，一個人把一件事情誠實地說出來，就應該被抓起來？真的，他們是怎麼說服自己的？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喪。他們怎麼能夠在竊聽騷擾跟蹤襲擊迫害誠實正直的人之後，一轉身，對自己的孩子說：孩子，你要做一個好人。
那個朋友說：“不需要信念，就是個趨利避害的本能。”
我還以爲道義感羞恥感內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這個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爲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拒絕被徹底機器化，羞恥感猶存。電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憐，一個人住冷冰冰的單身公寓，在電梯裏被小孩子當面罵成“壞蛋”，招來的妓女甚至不願意多停留半個小時。而現實生活中，那些變成“他們”的“你們”，可能過得比誰都好：他們在飯桌上談笑風生，在親友中春風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們還在趨之若鶩地變成他們。
如果該電影展示的是1984年東德現實寫照的話，那麼5年之後的鉅變一點都不奇怪。當電梯裏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祕密警察而他只能啞口無言時，只能說這個社會已經變心了。事實上從故事情節來看，當時東德的控制手段已經貧乏到完全依靠脅迫：聽不聽話？不聽我就讓你沒飯喫。當統治者的統治手段已經貧乏到僅剩脅迫時，它就氣數將近了。我們從小就說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也許歷史唯物主義偶爾也會走神，物質基礎也會被上層建築拐跑。至於上層建築又是如何變心的，那個20年的祕密警察是怎麼突然從“他們”轉變成“我們”的，電影沒有說清，我沒有找到答案，看來還得接着找下去。
《他人的生活》情節已經衆所周知：1984年，東德祕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監聽一個劇作家Georg，結果他不但沒按計劃蒐集該作家的反動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愛情和勇氣所打動，最後背叛組織暗中救助了他。
帶着清晰的問題意識再看第二遍，我遺憾地發現，導演其實根本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壞人”並沒有“變好”，他簡直從來就是好的。電影開始不久，在其上司Grubitz表示要通過監聽搞倒誰誰誰時，他就問：“難道這就是我們當初爲什麼加入組織？”一個竟然追問爲什麼的人，怎麼可能是一個好的祕密警察。在聽Georg彈貝多芬時，他竟被感動得淚流滿面。一個追問爲什麼的人，以及一個多愁善感的人。所以該片最大的問題似乎並不是“壞人”怎麼變成“好人”，而是“好人”怎麼能允許自己做那麼多年的“壞事”。Wiesler在成爲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祕密警察勞模。如果他可以勞模20年而不羞愧，那麼他應該也可以這樣勞模下去；如果他會那麼輕易被監聽對象所打動，那麼他也不可能這樣勞模20年。
電影裏真正的“壞人”似乎只有兩個，一個是部長Hempf，另一個是警察頭子Grubicz。區區二人可以對這麼多人的命運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原因就在於“他們”把“你們”也變成了“他們”。他們以保衛國家的名義吸納了無數祕密警察，他們發展藝術家中的內奸，他們逼迫Christa告密，他們讓Georg們保持沉默……如果沒有“你們”，“他們”什麼都不是，只是一羣小丑而已。
但“你們”又是誰呢？“你們”可能週末帶孩子去父母家盡享天倫之樂，“你們”路上看到車禍可能會打911幫助呼救，“你們”可能看到電視劇裏壞人欺負好人時氣憤填膺，然而你們在做着這一切的同時，也會像Wiesler那樣爬到別人的樓頂閣樓上——當然不僅僅閣樓，還有可疑分子家門口，單位，言論的字裏行間——說：看，這個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國的自殺率來做文章，把他給抓起來！
“他們的信念是什麼？”有一次我試圖和一個朋友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怎麼說服自己，一個人把一件事情誠實地說出來，就應該被抓起來？真的，他們是怎麼說服自己的？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喪。他們怎麼能夠在竊聽騷擾跟蹤襲擊迫害誠實正直的人之後，一轉身，對自己的孩子說：孩子，你要做一個好人。
那個朋友說：“不需要信念，就是個趨利避害的本能。”
我還以爲道義感羞恥感內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這個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爲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拒絕被徹底機器化，羞恥感猶存。電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憐，一個人住冷冰冰的單身公寓，在電梯裏被小孩子當面罵成“壞蛋”，招來的妓女甚至不願意多停留半個小時。而現實生活中，那些變成“他們”的“你們”，可能過得比誰都好：他們在飯桌上談笑風生，在親友中春風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們還在趨之若鶩地變成他們。
如果該電影展示的是1984年東德現實寫照的話，那麼5年之後的鉅變一點都不奇怪。當電梯裏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祕密警察而他只能啞口無言時，只能說這個社會已經變心了。事實上從故事情節來看，當時東德的控制手段已經貧乏到完全依靠脅迫：聽不聽話？不聽我就讓你沒飯喫。當統治者的統治手段已經貧乏到僅剩脅迫時，它就氣數將近了。我們從小就說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也許歷史唯物主義偶爾也會走神，物質基礎也會被上層建築拐跑。至於上層建築又是如何變心的，那個20年的祕密警察是怎麼突然從“他們”轉變成“我們”的，電影沒有說清，我沒有找到答案，看來還得接着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