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阿姨
北島據父親說，五十年代初有個叫王玉珍的農村姑娘，因家庭糾紛從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見那官司曠日持久，她落腳到我家當保姆。那時我們住東交民巷外交部街1號，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沒幾步路。王玉珍身強體壯，嗓門洪亮，帶孩子洗衣服搞衛生買菜做飯全包了，根本不當回事。據父親說，每天下班都看見她坐在家門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輪流餵飯。父母白天上班，無人替換，估摸每回開庭我們都跟着對簿公堂。兩年後，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們哥兒倆已經滿地跑了。
1957年底，我們家來了個新保姆，叫錢家珍，江蘇揚州人。她丈夫是個小商人，另有新歡，她一氣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後母家，不和，下決心自食其力，經父母的同事介紹來到我家。錢阿姨和我互爲歲月的見證——我從八歲起直到長大成人，當了建築工人；而錢阿姨從風韻猶存的少婦，變成皺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開放前，父母的工資幾乎從未漲過，每月總共239元人民幣（對一個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錢全部交給錢阿姨，由她管家。
錢阿姨不識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記賬的任務自然而然落到我頭上。每天喫完晚飯，收拾停當，我和錢阿姨面對面坐在飯桌前，大眼瞪小眼，開始家庭經濟建設中的日成本覈算。那是個16開橫格練習本，封皮油漬斑斑，卷邊折角，每頁用尺子畫出幾道豎線，按日期商品數量金額分類。錢阿姨掰着指頭一筆筆報賬，並從兜裏掏出毛票鋼蹦兒，還有畫着圈兒記着數的小紙條。那些圈兒，依形狀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讓人想到原始符號。
對我來說，這活兒實在令人厭煩，一年365天幾乎從未間斷，如果間斷那麼一兩天，得花上更多的時間精力找補纔行。我貪玩，早就像彈簧躍躍欲試，隨時準備逃離。錢阿姨先板臉，繼而拍桌子瞪眼，幾乎每天都不歡而散。其實這賬本父母從未查看過，錢阿姨也知道，但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還有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就是代寫家書。關於錢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總嘮叨自己是大戶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駕的言外之意。說來她素有潔癖，衣着與牀單一塵不染；再有她每回擇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這倒都是富貴的毛病。
錢阿姨有個異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揚州來信是頭等大事。爲確保郵路暢通，她張羅着給郵遞員小趙介紹對象。可候選人不是農村戶口，就是缺心眼兒。每次相親我都在場，真替小趙捏把汗。說來還是錢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會等級被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小趙變老趙，單身依舊。
錢阿姨幹完活，摘下圍裙套袖，從枕下抽出剛抵達的信。我展開信紙，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過去。錢阿姨聽罷滿臉狐疑，讓我再念一遍。接下來是寫回信。上小學二年級時，我最多會寫兩三百個字，實在不行就畫圈兒，跟錢阿姨學的。好在家書有一套模式，開頭總是如此：“來信收到，知道你們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時間久了，才知道錢阿姨的妹妹也有“槍手”，是她女兒，跟我年齡相仿，後來去江西插隊。有一陣，我們同病相憐，通信中會插入畫外音，弄得錢阿姨直納悶兒。
錢阿姨雖不識字，但“解放腳”，不甘落後，可要跟上這多變的時代不那麼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會變得可疑，特別是在文化革命的動盪中，甚至有政治風險。
1958年夏，“大躍進”宣傳畫出現在毗鄰的航空衚衕磚牆上。那色調讓夏天更熱。在變形的工人農民代表的焦灼注視下，過路人全都跟賊似的，六神無主。可對孩子來說，那是激動人心的日子，幾乎每天都在過節。
秋天到了，在我們樓對面那排居委會的灰色平房辦起公共食堂。錢阿姨響應黨的號召，撂下我們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轉身飄飄然進了食堂。她簡直變了個人兒，眉開眼笑，春風得意。一度，濃重的揚州口音飄浮在混雜的普通話之上，不絕於耳。
錢阿姨仍住在我家，對我們卻愛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約在先，還是單邊決定？那架式有隨時搬出去的可能。我們仨全都傻了眼，別無選擇，只能跟她去食堂入夥。我很快就體會到錢阿姨的解放感——獨立，無拘無束，集體的空間和友情。
食堂沒幾個月就垮了。錢阿姨脫下白大褂，戴上藍套袖，回家生火做飯。她整天哭喪着臉，沉默寡言，時不時站在窗口發愣，背後是炊煙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後，老天爺又跟她開個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發。錢阿姨起初按兵不動，靜觀其變，直到一個紅八月的早上，她一躍而起，身穿土黃色軍裝（有別於正統國防綠），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帶，風風火火，把家門摔得砰砰響。她處於半罷工狀態，不再按點開飯，填飽自己肚子時順便把我們捎上。那一陣她忙着跳“忠字舞”，參加居委會的批鬥會，背語錄——她的困難是不識字，揚州話還繞口。那年錢阿姨43歲，或許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後掙扎，或許是改變命運的最後機會。
可沒多久，錢阿姨急流勇退，脫下軍裝，翻出藏青小襖，像更換羽毛的鳥，準備過冬。到底有何難言之隱？不知道，但可以想象：當一個小人物衝向大時代，有多少傷害埋伏左右？
父親的單位裏貼出大字報，指名道姓，聲稱僱保姆是堅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張，當晚與錢阿姨緊急商量，請她暫避，並承諾養老送終。錢阿姨若無其事，早上照樣用篦子梳頭，盤好髮髻。幾天後，她爲我們做好午飯，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還回來看看，久了，從我們的視野淡出。忽然傳來她跟三輪車伕結婚的消息，在那處變不驚的年代，還是讓我一驚。
一個星期日上午，我騎車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終於找到門牌號碼。那是個大雜院，擁擠嘈雜。有孩子引路，錢阿姨一掀門簾，探出頭。小屋僅四五平方米，炕佔去大半，新換的吊頂和窗戶紙。錢阿姨把我讓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亂，說話磕磕巴巴的，終於問起她的婚事。
老頭子上班去了，她說。表情木訥。
令人尷尬的沉默。錢阿姨沏茶倒水，還要給我做飯，我推說有事，匆匆告辭，轉身消失在人流中。沒幾天，傳來離婚的消息，在家裏並未掀起什麼波瀾。據說離婚的理由很簡單：錢阿姨嫌人家髒。
1969年初，錢阿姨又搬回來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樓空：母親去河南信陽地區的幹校，弟弟去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我去河北蔚縣的建築工地，隨後妹妹跟着母親去幹校，父親壓軸，最後去湖北沙洋的幹校。
弟弟去建設兵團那天，父親到德內大街的集合點送行後回家，在樓門口撞見錢阿姨。她氣急敗壞地說：“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個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說了沒有？”“沒跟他說這個。”父親答道，“別追了，他已經走遠了。”錢阿姨仰天長嘆：“我的老天爺！”
1970年夏，我們工地從蔚縣搬到北京遠郊，每兩週休一次，週六中午乘大轎車離開工地，週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錢阿姨圍着我團團轉，噓寒問暖，先下一大碗湯麪，用醬油、醋和蔥花做底料，加上一勺豬油，再煎倆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滿意足地看着我狼吞虎嚥的喫相。
她一下子老了，皺紋爬滿臉頰額頭，還有老年斑，有照片爲證。那是我拍的一張肖像照，爲了辦戶口手續。要說這可是我的拿手好戲，苦練了好幾年，不過拍攝對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牀單搭在鐵絲上作背景，再調節三盞大瓦數燈泡作光源，用三腳架支起捷克“愛好者”牌120雙反照相機，用快門線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認，那的確是失敗之作，正如錢阿姨的評價——“像鬼一樣”。當然還有後期製作的問題。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給樓下的一凡，我們共用一臺放大機。
一凡後來抱怨說，沒轍，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號相紙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錯誤，把十幾張廢照片隨手扔進垃圾箱，不知被哪個壞孩子翻出來，貼滿各個樓門口和樓道窗戶上。錢阿姨就像通緝犯。這下把錢阿姨氣瘋了，到處追查，最後發現罪魁禍首是我。
在家閒得無事，她心裏不踏實，花了120元給我買了塊東風牌手錶。陰錯陽差，我收到父親的信，原來幹校又傳出閒話，正監督勞動的父親陳述難言之隱。錢阿姨一聽就明戲，於是告老還鄉。我們家最終未實現給她養老送終的承諾。
1982年春，作爲世界語雜誌《中國報道》的記者，爲採寫大運河的報道，我從北京出發，沿大運河南下，途經揚州。事先給錢阿姨的妹妹寫信，通報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採訪後，我來到她妹妹家。錢阿姨顯得焦躁，一見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卻沒有淚水。從她妹妹的語氣聲調中，能感到錢阿姨在家中毫無地位可言。我提議到她的住處坐坐。
沿潮溼的青石板路，我們並肩走着。錢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隨時會在大地上消失。所謂家，只是一小間空木屋，除了竹牀，幾乎什麼都沒有。我帶來本地買的鐵桶餅乾，一臺半導體收音機，這禮物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在她渾濁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對老年對飢餓對死亡的恐慌。她遲疑着囁嚅着，直到我告辭時才說出來：“我需要的是錢！”我傻了，被這赤裸裸的貧困的真理驚呆了。在大門口，夕陽從背後爲她鍍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沒笑出來。我請她放心，答應回家就把錢匯來（後來母親匯了70元）。
大街小巷，到處飄蕩着錢阿姨講的那種揚州話。原來這是她的故鄉。
1957年底，我們家來了個新保姆，叫錢家珍，江蘇揚州人。她丈夫是個小商人，另有新歡，她一氣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後母家，不和，下決心自食其力，經父母的同事介紹來到我家。錢阿姨和我互爲歲月的見證——我從八歲起直到長大成人，當了建築工人；而錢阿姨從風韻猶存的少婦，變成皺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開放前，父母的工資幾乎從未漲過，每月總共239元人民幣（對一個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錢全部交給錢阿姨，由她管家。
錢阿姨不識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記賬的任務自然而然落到我頭上。每天喫完晚飯，收拾停當，我和錢阿姨面對面坐在飯桌前，大眼瞪小眼，開始家庭經濟建設中的日成本覈算。那是個16開橫格練習本，封皮油漬斑斑，卷邊折角，每頁用尺子畫出幾道豎線，按日期商品數量金額分類。錢阿姨掰着指頭一筆筆報賬，並從兜裏掏出毛票鋼蹦兒，還有畫着圈兒記着數的小紙條。那些圈兒，依形狀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讓人想到原始符號。
對我來說，這活兒實在令人厭煩，一年365天幾乎從未間斷，如果間斷那麼一兩天，得花上更多的時間精力找補纔行。我貪玩，早就像彈簧躍躍欲試，隨時準備逃離。錢阿姨先板臉，繼而拍桌子瞪眼，幾乎每天都不歡而散。其實這賬本父母從未查看過，錢阿姨也知道，但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還有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就是代寫家書。關於錢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總嘮叨自己是大戶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駕的言外之意。說來她素有潔癖，衣着與牀單一塵不染；再有她每回擇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這倒都是富貴的毛病。
錢阿姨有個異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揚州來信是頭等大事。爲確保郵路暢通，她張羅着給郵遞員小趙介紹對象。可候選人不是農村戶口，就是缺心眼兒。每次相親我都在場，真替小趙捏把汗。說來還是錢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會等級被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小趙變老趙，單身依舊。
錢阿姨幹完活，摘下圍裙套袖，從枕下抽出剛抵達的信。我展開信紙，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過去。錢阿姨聽罷滿臉狐疑，讓我再念一遍。接下來是寫回信。上小學二年級時，我最多會寫兩三百個字，實在不行就畫圈兒，跟錢阿姨學的。好在家書有一套模式，開頭總是如此：“來信收到，知道你們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時間久了，才知道錢阿姨的妹妹也有“槍手”，是她女兒，跟我年齡相仿，後來去江西插隊。有一陣，我們同病相憐，通信中會插入畫外音，弄得錢阿姨直納悶兒。
錢阿姨雖不識字，但“解放腳”，不甘落後，可要跟上這多變的時代不那麼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會變得可疑，特別是在文化革命的動盪中，甚至有政治風險。
1958年夏，“大躍進”宣傳畫出現在毗鄰的航空衚衕磚牆上。那色調讓夏天更熱。在變形的工人農民代表的焦灼注視下，過路人全都跟賊似的，六神無主。可對孩子來說，那是激動人心的日子，幾乎每天都在過節。
秋天到了，在我們樓對面那排居委會的灰色平房辦起公共食堂。錢阿姨響應黨的號召，撂下我們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轉身飄飄然進了食堂。她簡直變了個人兒，眉開眼笑，春風得意。一度，濃重的揚州口音飄浮在混雜的普通話之上，不絕於耳。
錢阿姨仍住在我家，對我們卻愛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約在先，還是單邊決定？那架式有隨時搬出去的可能。我們仨全都傻了眼，別無選擇，只能跟她去食堂入夥。我很快就體會到錢阿姨的解放感——獨立，無拘無束，集體的空間和友情。
食堂沒幾個月就垮了。錢阿姨脫下白大褂，戴上藍套袖，回家生火做飯。她整天哭喪着臉，沉默寡言，時不時站在窗口發愣，背後是炊煙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後，老天爺又跟她開個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發。錢阿姨起初按兵不動，靜觀其變，直到一個紅八月的早上，她一躍而起，身穿土黃色軍裝（有別於正統國防綠），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帶，風風火火，把家門摔得砰砰響。她處於半罷工狀態，不再按點開飯，填飽自己肚子時順便把我們捎上。那一陣她忙着跳“忠字舞”，參加居委會的批鬥會，背語錄——她的困難是不識字，揚州話還繞口。那年錢阿姨43歲，或許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後掙扎，或許是改變命運的最後機會。
可沒多久，錢阿姨急流勇退，脫下軍裝，翻出藏青小襖，像更換羽毛的鳥，準備過冬。到底有何難言之隱？不知道，但可以想象：當一個小人物衝向大時代，有多少傷害埋伏左右？
父親的單位裏貼出大字報，指名道姓，聲稱僱保姆是堅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張，當晚與錢阿姨緊急商量，請她暫避，並承諾養老送終。錢阿姨若無其事，早上照樣用篦子梳頭，盤好髮髻。幾天後，她爲我們做好午飯，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還回來看看，久了，從我們的視野淡出。忽然傳來她跟三輪車伕結婚的消息，在那處變不驚的年代，還是讓我一驚。
一個星期日上午，我騎車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終於找到門牌號碼。那是個大雜院，擁擠嘈雜。有孩子引路，錢阿姨一掀門簾，探出頭。小屋僅四五平方米，炕佔去大半，新換的吊頂和窗戶紙。錢阿姨把我讓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亂，說話磕磕巴巴的，終於問起她的婚事。
老頭子上班去了，她說。表情木訥。
令人尷尬的沉默。錢阿姨沏茶倒水，還要給我做飯，我推說有事，匆匆告辭，轉身消失在人流中。沒幾天，傳來離婚的消息，在家裏並未掀起什麼波瀾。據說離婚的理由很簡單：錢阿姨嫌人家髒。
1969年初，錢阿姨又搬回來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樓空：母親去河南信陽地區的幹校，弟弟去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我去河北蔚縣的建築工地，隨後妹妹跟着母親去幹校，父親壓軸，最後去湖北沙洋的幹校。
弟弟去建設兵團那天，父親到德內大街的集合點送行後回家，在樓門口撞見錢阿姨。她氣急敗壞地說：“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個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說了沒有？”“沒跟他說這個。”父親答道，“別追了，他已經走遠了。”錢阿姨仰天長嘆：“我的老天爺！”
1970年夏，我們工地從蔚縣搬到北京遠郊，每兩週休一次，週六中午乘大轎車離開工地，週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錢阿姨圍着我團團轉，噓寒問暖，先下一大碗湯麪，用醬油、醋和蔥花做底料，加上一勺豬油，再煎倆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滿意足地看着我狼吞虎嚥的喫相。
她一下子老了，皺紋爬滿臉頰額頭，還有老年斑，有照片爲證。那是我拍的一張肖像照，爲了辦戶口手續。要說這可是我的拿手好戲，苦練了好幾年，不過拍攝對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牀單搭在鐵絲上作背景，再調節三盞大瓦數燈泡作光源，用三腳架支起捷克“愛好者”牌120雙反照相機，用快門線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認，那的確是失敗之作，正如錢阿姨的評價——“像鬼一樣”。當然還有後期製作的問題。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給樓下的一凡，我們共用一臺放大機。
一凡後來抱怨說，沒轍，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號相紙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錯誤，把十幾張廢照片隨手扔進垃圾箱，不知被哪個壞孩子翻出來，貼滿各個樓門口和樓道窗戶上。錢阿姨就像通緝犯。這下把錢阿姨氣瘋了，到處追查，最後發現罪魁禍首是我。
在家閒得無事，她心裏不踏實，花了120元給我買了塊東風牌手錶。陰錯陽差，我收到父親的信，原來幹校又傳出閒話，正監督勞動的父親陳述難言之隱。錢阿姨一聽就明戲，於是告老還鄉。我們家最終未實現給她養老送終的承諾。
1982年春，作爲世界語雜誌《中國報道》的記者，爲採寫大運河的報道，我從北京出發，沿大運河南下，途經揚州。事先給錢阿姨的妹妹寫信，通報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採訪後，我來到她妹妹家。錢阿姨顯得焦躁，一見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卻沒有淚水。從她妹妹的語氣聲調中，能感到錢阿姨在家中毫無地位可言。我提議到她的住處坐坐。
沿潮溼的青石板路，我們並肩走着。錢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隨時會在大地上消失。所謂家，只是一小間空木屋，除了竹牀，幾乎什麼都沒有。我帶來本地買的鐵桶餅乾，一臺半導體收音機，這禮物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在她渾濁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對老年對飢餓對死亡的恐慌。她遲疑着囁嚅着，直到我告辭時才說出來：“我需要的是錢！”我傻了，被這赤裸裸的貧困的真理驚呆了。在大門口，夕陽從背後爲她鍍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沒笑出來。我請她放心，答應回家就把錢匯來（後來母親匯了70元）。
大街小巷，到處飄蕩着錢阿姨講的那種揚州話。原來這是她的故鄉。